饮茶是现代人极其普遍的生活习惯，作为各国人民的饮品，说茶独占鳌头也不为过。人类饮茶的起源，可以追溯到蒙昧的新石器时代，早于文字的形成，只能从传说中寻觅其痕迹。陆羽在《茶经》中说：“茶之为饮，发乎神农氏，闻于鲁周公。齐有晏婴，汉有扬雄、司马相如，……皆饮焉。”可见唐朝人认真思考过饮茶的历史，陆羽写《茶经》时，就已上溯到神农与周公。说饮茶始于神农，根据的是《神农食经》：“茶茗久服，令人有力，悦志。”然而《神农食经》是汉朝儒士托名神农的著作，书中记载的当是历代口耳相传的故事。神农作为“文化英雄”载入史册，是神话演化成历史的现象，并非实有其人;神农发现茶有药用，是古人在创造文字之后，把农作物的始源归诸神话人物的历史理解，就和盘古开天地、女娲造人、夸父取火、后羿射日等一样。不过，值得我们重视的是，在人类历史发展的进程中，饮茶肇始于远古的中国，乃是不争的事实。
陆羽烹茶图 赵原
对人类饮茶的起源，在古代文献中，只能找到神农的神话，他亲尝百草时发现了茶。而历史资料明确显示，人工种植茶树并广泛饮用，在上古晚期，相当于战国秦汉时期。汉宣帝时期王褒写《僮约》，要求僮奴“牵犬贩鹅，武阳买茶(荼)”，以及扬雄在《方言》中所说“蜀西南人谓茶(荼)为蔎”，算是比较可靠的文字资料。晚到汉朝，当然不能算作人类饮茶起源的上限。研究上古的历史，二十世纪以来，有了通过考古发掘出土的实物资料。尤其是到了二十一世纪，科技考古的研究方法严谨精密，技术先进，发现人类聚落的生活遗存，探知食衣住行的蛛丝马迹，都能运用科技实证的手段。通过对炭化作物的类别属性进行鉴定，可以确认其中是否隐藏着饮茶的痕迹。
在2004年至2011年河姆渡文化田螺山遗址的考古发掘中，出土了山茶属茶种植物的树根遗存，这将中国开始种植茶树的历史由过去认为的距今约三千年前，上推到距今约六千年前。也就是说，余姚的田螺山是迄今为止发现的我国最早人工种植茶树的地方。
不过田螺山遗址考古发掘中出土的山茶属茶种植物的树根遗存，只能证明存在人工种植茶树的现象;同期发现的陶壶，有可能作为茶饮之用，不能确定茶是否广泛流传为饮品。近年的考古发现则可证实，至少在战国秦汉时期，饮茶的习惯已经流传到华北，甚至远播到青藏高原一带。入选2014年度“中国考古十大新发现”的西藏阿里故如甲木墓地，在海拔约四千五百米的高原上，发现了茶叶的遗存，距今约一千八百年。这个考古发现包含的信息量很大：在阿里这样的高寒地区是不可能种植茶树的，所以茶叶必定从青藏高原的东部转运而来，其原产地很有可能是巴蜀一带。霍巍在《西藏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1期发表《西藏西部考古新发现的茶叶与茶具》一文，从考古学的角度揭示了汉晋时代阿里地区的墓葬中，已经有茶和茶具的遗存。这改变了人们的传统认知，大体可以确定，相当于中原的汉晋时代甚至更早，已经有一定数量的茶叶进入西藏。这些茶叶进入藏地的路线与途径，可能与后来唐蕃之间通过“茶马贸易”，将四川、云南、贵州等汉藏边地的茶叶输入藏地的传统路线不同，当是利用了早期通往西域的“丝绸之路”，进而南下阿里高原，与汉地的丝绸等奢侈品一道，行销至西藏西部地区。茶叶作为商贸产品，转贩到阿里，成为藏族先民的饮品，结合王褒所说“武阳买茶(荼)”，可知两千年前茶叶作为经济作物，其贩运的规模应是相当可观的。
品茶图 陈洪绶
1998年，陕西省考古研究所(现陕西省考古研究院)的考古学家在汉景帝阳陵东侧的外藏坑中，发现了一些树叶状的东西。多年后，中国科学院的研究人员利用质谱分析法对其进行研究，发现这些叶子竟然是茶叶，而且是顶级品质的茶芽。汉景帝死于公元前141年，由此推断，外藏坑出土的茶叶距今至少两千一百五十多年了。这项研究成果于2016年在英国《自然》杂志下属的《科学报告》(Scientific Reports)上发表，确证饮茶是西汉初年的生活习惯。近来山东大学的考古团队发表《山东邹城邾国故城西岗墓地一号战国墓茶叶遗存分析》一文(《考古与文物》2021年第5期)，证实从山东邹城邾国故城西岗墓地一号战国墓出土的原始瓷碗中的遗存，为煮(泡)过的茶叶残渣，这比阳陵外藏坑发现的茶叶实物又提前了至少三百年，从而证实了顾炎武在《日知录》中的推断，战国时期已经有广泛的饮茶习惯。
人类饮茶的起源虽然可以追溯到新石器时代，但在战国秦汉之前，茶树种植与茶流传、饮用的情况，仍如一团迷雾。我们比较确定的是，人工种植的茶树主要位于长江以南，也就是陆羽《茶经》所说“茶者，南方之嘉木也”。而田螺山遗址出土的山茶属茶种植物的树根遗存，反映了时人怎样的饮茶状况，是否广泛流传，尚且未知。要再过三千年，即战国秦汉时期的北方出现茶，我们才能确定饮茶的风俗已经由南至北，普遍流传。既然地处西北的汉代墓葬中出现顶级茶芽，西藏阿里也有茶叶输入，可知出产茶叶的南方地区，饮茶一定更为普及。王褒在《僮约》里说的“武阳买茶(荼)”，明显透露出茶叶作为商贸产品的情况，是以四川为集散地的。结合考古发掘出土的实物资料与顾炎武在《日知录》中的推断，茶树的人工种植，进而使茶叶成为经济作物，应当始源于西南地区，以巴蜀为中心。至于秦汉到魏晋时期的饮茶方式，文献无征，大概还是比较原始的煮汤办法，一如皮日休在《茶中杂咏诗序》中所言：“必浑以烹之，与夫瀹蔬而啜者无异也。”也有可能加盐或姜同煮，作为茶叶菜汤或药汤饮用。
汉代的茶叶种植区，从巴蜀逐渐拓展至荆楚一带，到三国时期，江南和浙江一带普遍种茶。饮茶的人随之明显增多，不再局限于少数统治阶层，变成江南士大夫的日常待客之物了。根据三国魏张揖《广雅》所记，“荆巴间采叶作饼，叶老者饼成，以米膏出之。欲煮茗饮，先炙令赤色，捣末置瓷器中，以汤浇覆之，用葱姜橘子芼之。其饮酲酒，令人不眠”。魏晋南北朝时期，除了生煮羹饮，在采茶后也制成茶饼，那些芽叶较老的要加入米膏黏合，以利保存。饮用时，先将茶饼炙烤成红色，再研成末放置在瓷器中，煮水浇覆烹煎，同时放入葱、姜、橘子之类来调味。可见饮茶的研末煎点方式，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已流行开来，而加果加料的饮用法，显然考虑的是茶汤的味觉口感或养生药用;这与陆羽强调的纯粹茶汤不同，显示茶饮的“史前”阶段，并不提倡茶的本色，也不像陆羽那样，倡导茶能引发精神德行的特质。
我们必须认清，人类饮茶的历史与茶树最古的源头不是一回事，一则是人类生活因饮茶发生变化的文明进程，属于人类的历史;一则是古植物学的探源，属于自然界生物演化的历史，其起源、发展可以与人类生活及物质文明无关。有些人混淆了人类饮茶历史与古植物学历史，大肆宣传古茶树的起源地或在印度，或在缅甸，或在中国某地，好像发现了古茶树的遗存，就能证明人类饮茶的起源。这种越界与跳跃，不但显示出逻辑思维的混乱，还揭示了逻辑思维混乱背后的动机，或是为了宣扬某地具有悠久的文化传统，或是为了特定的商业利益，总之与人类饮茶的历史无关，反倒是通过考古发掘出土的实物资料，不断刷新着我们对人类饮茶起源的认知。
来源：北京晚报、北京日报客户端、北京茶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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